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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鄧麗君尋根
 

　　
　　小城故事（上）
　　————鄧麗君尋根報道采寫的前前後後
　　靳文華
　　1982年2月，剛剛轉業到地委宣傳部上班的我，奉派到省委宣傳部參加改革開放後的首次對台宣傳培訓班。在班上講課的有一位是中國新聞社的資深編緝周秀文女士，好在2月6日召見我，交代了一項特別任務：為台灣歌唱家鄧麗君尋根。
　　這令我詫異不已！鄧麗君的歌傳入大陸大約是在1979年左右，雖然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媒體和舞台都並未公開播放和演唱過好的歌，但隨著「一塊磚」——當時時尚的錄音機和盒帶的，到1982年， 在民間、在青年人中已經很流行了，以至直到現在還有說：鄧麗是乘著「一塊磚」跨過海峽的！但那時卻從來沒有想到過她和邯鄲、大名還有關係
　　周秀文看出了我的疑惑，便慢條斯理地講起事的背景：原來去年的10月，中新接到香港《文匯報》「今日台灣」版主編王大兆先生的一封信，信中說：上年（1980年）9月26日台灣「中國時報」副刊發表了鄧麗君之弟鄧長喜寫其姐文一篇，從此文及以前《台灣新生報》一篇簡介鄧麗君文中可以知道鄧是河北省大名縣人，父親是國民黨軍校14期畢業生，參加兒莊、營口等戰役，估計也是大名縣台方「有名人物」。在介紹鄧麗君文章中，不止一次提到她懷念故鄉……因此，建議中新社向河北省有關部門組織寫一篇簡介河北大名風光及鄧麗君尚在大名的親屬懷念其父親及他們早日回歸故鄉的文章……文章最好配有鄧故鄉和大名縣的的照片。信的末尾還有一段：「鄧麗君父名可以找到，估計河北省對台辦有，如找不到，我可以查資料後提供。又及。1981年10月19日於香港。」據此，中新社及省委宣傳部要求邯鄲盡快弄清鄧麗君的原籍、找到鄧麗君的親屬、精心寫出一篇稿子。
　　當時我考慮最大的難題不是寫文章，而是找到鄧麗君的老家。這要是現在，都會覺得這太簡單了，通一個電話就解決問題。然而，在那兩岸沒有任何溝通渠道的時代，這卻是一件極為棘手的難事，就連鄧麗君的父親叫什麼名字這麼個簡單的問題、就連中新社、香港《文匯報》這些對外宣傳工作前沿的大單位，都只能到境外報紙上去翻，可見當時兩岸封閉的程度。
　　最感到不安的是，萬一找錯了，張冠李戴發表出去，豈不是政治笑話！這可是一塊燙手山芋「，不是鬧著玩的。周女士、省委宣傳部領導反覆強調問題重要性和嚴重性，並責成省委宣傳部外宣處的同志們督導這一工作，這種架勢更使我心裡忐忑不安。
　　好在培訓班結束不久，２月２０日周秀文女士給我來了一封信告訴說：鄧麗君父親的名字找到了，鄧樞，是國民黨中央軍校第１７期畢業，１９４８年由上海去的去台。同時督促這篇稿子快點做。這樣就沒有了退路，只好立即開始著手為鄧麗君尋根。
　　尋尋覓覓鄧台村
　　三月初，我隨宣傳科老幹事仝新法下縣檢查第一次「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第三站到了大名，我的主要任務就是為鄧麗君尋根。但確實不知從何處下手，心裡感到很茫。於是決定先從瞭解大名的人文歷史進入。恰好我們住的縣招待所所長楊友雲先生是三十年代的大名七師畢業生（後任大名縣政協主席），是一位大名通，他知道我的來意，很高興地給我介紹了許多的大名歷史、風物，又給我找來一套民國年間出版的縣志，我悶在招待所裡很過癮地看了好幾天。但這些還都僅僅是「外圍」，只在寫文章時有用，對找到鄧麗君老家幫助不大。
　　當時的大名縣委常委、宣傳部長張化南對此也很熱心，給我介紹了許多情況。那時招待上級單位來人還不興酒席（我們此行就是自己在招待所買飯票、自己在大食堂裡排隊飯吃，根本沒有人來陪著，也都覺得很正常的），但大名人素來以豪俠之風著稱，尤愛以灑待客，一天晚上他便與宣傳部搞報道的宋啟明同志一道提了幾個小菜，拎了一瓶酒到我的房間裡小酌，談得十分融洽，使　我第一次領略了大名人灑風之雄豪。
　　幾天後宋啟明同志說：縣公安局也接到通知，幾天來對姓鄧的村和去台的人中仔細篩選了一篇，發現大名縣去台人員不少，據現在掌握的就有好幾百人。由於大名在民國時代　是這一這帶的中心城市，影響大，所以去台人中還有許多軍方上層人士，如縣城南關二鋪村一信姓楊的就是現在的台灣海軍指揮學院院長，屬將軍級的。村裡、縣裡跟他走的人也不少，但沒有發現姓鄧的。現掌握的其他去台人員名冊中，也沒見姓鄧。大名縣姓鄧的較集中的村有四個：龍王廟、十里鋪、、施家莊和鄧台村，這四個村中只有鄧台村有可能。鄧台村，在北門口公社，姓鄧的不少，由於是個窮村過去逃荒要飯的多，應該有去台的。為了負責任，他們又提出另外一個可能，就是鄧村，這個村在鄧麗君父親離開大陸時曾屬大名管轄。是當時大名二區的，但在解放後大名、魏縣分家時劃到了魏縣，現在屬魏縣邊馬公社。他們建議先到鄧台村找魏縣，現在屬魏縣邊馬公社。他們建議先到鄧台村找找，若沒有再去魏縣鄧村。他們　說若都沒有，那就是散居在其他村的鄧姓人家，找起來難度大多了。所以建議我們先按這個思路找，的不著再想辦法。我想想也只有這樣，就同意了，於是３月１１日上午便和老宋一人騎一輛自行車趕往鄧台。
　　鄧台村離縣城也就古幾里路，可當時交通工具很差，路也很不好，兩個人騎自行車出縣城往東轉北，先到了鄉政府所在地北門口村。一個公社幹部（當時剛剛撤縣改鄉，人們還習慣叫公社）迎了出來　簡單通報了一下村裡的「社情敵意」後說：公安局已通知過了，知道你們要來，這個村在台灣的人不少，但有沒有叫個鄧麗君的說不準。然後他指了一下路就讓我們自己走了。我們沿著又往前蹬十幾分鐘就一了鄧台村，利用老宋打聽村支書家的時間中，我站在村邊大堤上仔細地端詳這個村子。原來這是一個極小的村子，緊依著漳河故道大堤，大堤上楊柳依依，村子裡的房屋十分破舊，都是那種黃泥巴抹高粱稈子做房頂的土坯房，也沒有一條正經的街道。這根本不合乎我的那種邏輯：到台灣的一定是地主富農，地主富農多的村一定是大村、富村，這個村很難說就是我們要找的村。我正胡思亂想著，老宋喊我說找到村支書了，快走吧。於是我們進了村。
　　村支書是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記得並不姓鄧好像姓田。人長得老成，面相苦苦的，就是我們常說的的一副「受罪樣」的臉。其房子也並不別的村民強多少，院子不大，主房是個東屋，主在我們那裡是很少的。他不太善言辭，基本上是問一句搭一句，說不了幾句話就沒話了，關於為鄧麗君尋根這件事他並無多大的興趣，感覺不願意沾邊，聽說他兩個本家哥在台灣，跟公安局說的有點像，已經問過他了。這個人是個老實人，不會說瞎話，但也說不準是不進你們要找的那一家。然後，凡帶我們去了鄧書業家。鄧書業，一個五十出頭的老農，個子不高，一臉的木訥樣，一開口玫發現是個重度口吃患者，村裡人都叫他老「結巴子」。大凡口吃患者見了生人說話都緊張，現在又是上邊下來瞭解自己的海外關係的，是福是禍還不知道，這就更緊張了，再加上我們身後還跟著一群愛起哄的小孩笑個不停，因此結巴了好半天、急出了一頭汗也末說清幾句話。村支書只好邊勸他別慌，邊給我們翻譯。我們連聽帶猜總算聽出了點意思：他父親和鄧樞的父親是親兄弟，他父親是老大。他確有兩個哥哥早年逃荒外出，一個是他的親哥哥叫鄧書山；一個是叔叔的兒子、叔伯哥哥，名字就叫鄧樞。鄧書山原來關在遼寧大獄裡，去年才放出來，年頭裡來過信，說現在綏中縣海邊打魚為生。在家時也不叫鄧樞，小名叫新玉，他是書山帶出去到唐山挖煤去的，後來改名叫鄧樞的，但這個鄧樞是不是你們要找的鄧樞，說不清。其他有用情況他也說不了多少，因為他們離家出走的時候鄧書業還很小。正當我們失望的時候，他卻說出了一個極重要的線索——他們的兩個姑姑還健在，就在不遠的東周莊，而鄧樞就大姑養大的。這又頓時給我們一線希望。

作者： 無人知   來源： 天上人間